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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丹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?  

2009-03-11 15:36:00|  分类: 社会观察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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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丹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?

    昨天去妇联汇报今年品牌中国女性高峰论坛的筹备工作,和全国妇联宣传部张小媛副部长聊到去年论坛的演讲嘉宾于丹,并聊到于丹3月1日在由全国妇联等单位主办、在北京中华女子学院举行的“新生活、新女性”2009年现代女性大讲堂上讲到了她的第一份工作,特别有感染力,今天特意找来文章拜读,果然让人备受启发和鼓舞,建议广大的大学毕业生好好读读这篇文章,好好体会其中的深意。

    以下是全文:于丹:怀念我的第一份工作》

    于丹在现代女性大讲堂上谈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,称在工作中学到了很多,认为那是她真正读的一个博士学位。她边回忆边教育听讲的学生,如何在逆境中接受现实、建立价值。

  第一份工作与曾有的生活天壤之别

  面对毕业生就业难的现状,于丹以大师姐的身份跟谈了她的就业。“整整二十年前,1989年,我就业了。我就业的时候,我的第一份职业是什么样的呢?在那一年,我们遇到一个新的政策,就是为了让大学生锻炼,你们听说过讲师团吗?就是要下放。我赶上的这个还不是讲师团,我们分的工作很好,我的第一份职业是分在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,中国文化研究所,这跟我的专业非常对口,因为我当时是古典文学先秦两汉方向毕业的硕士生,那时候硕士毕业能找到的工作应该非常好。但是,我们是要下放锻炼的,我们的锻炼可不是说打起包来锻炼俩礼拜就回来的那种,我们是带着户口,下到艺术研究院下属的印刷厂,这个地方在北京的南郊一个叫柳村的地方,真的是一个村里,而且是带着户口下去的。那时候如果大家锻炼得、表现得很好,可能就陆续回来,如果锻炼得不太好,可能就多呆一阵子,呆多久我也不知道。这是我的第一份职业。”

  “我那时候经历了多大的心理落差呢?我从上小学到硕士毕业,这十几年间,一个人在学校里面风花雪月,你们能想到中文系的女生,都是浪漫得不着边际,恨不得不吃不喝,光凭着吸风饮露吟点诗,然后像林黛玉那样埋埋花瓣日子就能过下去了,我们那时候就过着这种日子。我那时候长发披肩,每天脑子里全是诗词歌赋。我下到柳村,拎着一个塑料网兜,里面放着脸盆,叮叮当当地走在一条土路上,那条土路上很长,土路两边有很多骨瘦如柴的大狗,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狗,但是我也绕不开它们,因为旁边是庄稼地,我就往里走,那个狗不停的冲上来,吓得我腿肚子转筋,哇啦、哇啦一边喊着一边往里走。走了一半,出来了我在柳村认识的第一个人,是一个叫张金锁的农民,他看了看我,很不满意地嘀咕了一句说,“喊什么喊,看把狗给吓得!”我有两个反应,第一个反应是,我们读的卡夫卡都白读了,这才是真正的黑色幽默。第二个反应是说,我还行啊,我也能把狗吓着,原来它也怕我,我还以为只有我怕它呢。我从那时候以后就不怕狗了。”

  “进了柳村以后,住在长院上,四间小屋,我们九个,各个名牌高校分下来的硕士毕业生,四个男孩,五个女孩,大家天天住在这里,开始在印刷厂干活。这一干活,我们发现一个巨大的问题,就是我们见不着字,我们念了那么多书,其实我们在这里干的活是见不着字的,是纯体力活。女孩子是用汽油擦地下的油墨,男孩子是扔纸毛子,裁下来的废纸边,那时候特别简单,油墨滚子的油积多了之后让我们咔嚓咔嚓,我们那时候有多笨呢?我们那时候干活多认真啊,人家是简单的把油墨咔嚓下去就行了,我们给人家滚子都咔嚓成白的了,而且一棱一棱,都成多棱体了,人家工人真是看不起我们那样笨读书的人,说让你们干点活儿,把这圆的咔嚓成多棱体了,这不都报废了嘛,我们还觉得挺委屈,我们认为咔嚓不净是不行的。后来我们女孩子干的活儿叫“闯活儿”,就是那种铜版纸厚厚的一摞,咔,下去以后,把它抡起来,就这样一下我们手上就同时十几条血口子,但是你不能带手套的,人家手上都凭着点汗带起来,但是人家大姐手上都有茧子了,我们这个手一下子血就下来了,但是这个活儿你得干,而且我们肩膀没有劲,那个活多重啊,天天那么抡啊。这是我们当时干的活。”

  “那是我真正读的一个博士学位”

  于丹谈起第一份工作,认为从中学会了三样东西。“其实我要跟你们讲,你们觉得今年就业很难吗?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,而我这份工作可不是干个一天两天,一个月两个月,我是干了一年半。但是我要跟你们说,这一年半中我悟出了什么。我到现在认为,那是我真正读的一个博士学位,我现在对那段岁月心怀感恩。我在那里学到了三种东西,三个阶段。”

  “第一阶段是迅速地接受现状,建立自己的起点。”

  “人不要不停地追问为什么啊,多不公平啊,我今年老听人家说,怎么就我们这波倒霉孩子赶上金融危机了?我要说,我们之前好象也没有这种要带户口下放的,我们也赶上了,你问能改变现状吗?要迅速地接受下来。有你那样迷惑不解、怨天尤人、怨声载道、到处追问的时间,有一些机遇已经被别人拿走了。所以学会接受现状,但是接受永远不是消极、被动、唉声叹气地去忍受,接受里包含着一种行为价值的建立。到了那里以后,我们就想建立什么价值呢?那就一定要建立你自己最有特点的价值。我还记得,有一天我们在车间干着活,听见有人给我们车间主任拿了一个书稿,说你们看谁能校对这个书稿,这是书稿的价值是一般的五倍,看着看着就扔了,说十倍也没有办法,谁能看懂医古文呢?我…说,宋主任,让我看一眼行吗?我说你看也不懂,就扔给我了。我是学先秦的啊,我翻开那个的时候,如见母语啊,我们多久没有看见字了,在这里看见古文了!我们一起分下去的有一个北大先秦硕士毕业的男孩子,姓马,还有一个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毕业下去的孩子,姓苗,我把他们哥俩叫过来,说你看咱们三个能把这个活干了嘛?车间主任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们,给我们忙了半天假,就在堆纸的小阁楼上,坐在小板凳上,校出来给人家了,我们居然就把那本医古文给人家弄完了。这一下子,我们在那里的地位就突然不一样了。我现在想想,一个刚刚从大学里出来,趾高气昂,不接地气的学生,到基层去和工人、农民交交朋友,这不是说大话,真的是挺好一件事儿,他会告诉你朴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。后来说的张金锁跟他媳妇,两个人天天跟我们聊天。我记得张金锁24,他媳妇25,我们都是同龄人,你听听他们在想什么,我们在想什么。而且那时候,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气足多了,他媳妇天天拿着棒子面做的这个那个,特别香,带着我们一块儿吃。我记得那时候工厂里那么多工人家里的孩子,从叫小姨的,到叫姐姐的,全来找我们补习功课,我们开班似的,那些大哥大姐,对我们特别亲切,我们的门没有插销,被子经常被大姐们抱走了,拆、洗、晾,拍的蓬蓬松松的给你抱回来了。我们的自行车经常被大哥推走了,我记得自打我到了柳村直到回来,我都忘了自行车还要打气,永远有人给把气打得足足的回来,永远有人给擦车。我们是吃百家饭长大的,你给补功课的那些孩子,一会儿捧来一大碗粥,一会儿捧来新烙的饼,各式各样的吃的,堆在那里。到这个时候,我们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,就是享受生活。”

  “你要从这个生活里面发现当下的乐趣。第一个阶段是接受现实,建立价值。第二个阶段,你不仅要有价值,而且要有生活的欢心。”

  “既然你现在走不了,你就把日子过得了和一点,我们既然在这里,我们为什么要咬牙切齿皱着眉头在这里呢?我们不能快乐的在这里吗?所以我们开始在那儿和大伙交朋友、玩儿,特别高兴。我们用电炉子煎鸡蛋,我记得黑灯瞎火地,我给他们煎鸡蛋,拎一整塑料袋,那时候盐特别少放在旁边,他们吃着,觉得不错,说就是不够咸,那多放点,吃了一晚上,我们外头的鸡蛋壳堆的跟小山似的,第二天上午才发现煎鸡蛋放的是洗衣粉。大家听了以后,都觉得这事儿很严重啊,以我们吃的洗衣粉的量,可能喝口水就能吐泡了,但是也过来了,你说人的心理暗示挺有意思吧,给他多放点洗衣粉,居然觉得盐够了。我们当时过的挺乐呵的。我们当时拎的大砖头的录音机,我们那时候听崔健的摇滚,听新长征路上的摇滚,吼1234567,我们那时候唱花房姑娘、唱一块红布,就是那个岁月,即是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的初期,仍然是浪漫主义的梦想可以精彩飞扬的年代。我们在那个地方,四间屋子,我们为什么后来挺快乐?第一间,很挤,我们的男孩子很绅士,四个男孩子挤在第一间里,三个女孩子住第二间,两个女孩子住第三间,把一间腾出来做我们的图书室,我们开始从家搬去大量的书,我们在那买了一本特大的台历,叫我们家的家史,每天大家把好玩儿的事写在上面,日子变得快乐而且从容。大家知道要读书,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完成跟大家的融合,去享受那种快乐。我们在那个地方体会到了一些真正的情谊,因为我们走出了单纯的校园,在那里你们也会看到人性的尔虞我诈,当地也有一些掌握了我们户口的坏人,要整治我们,成天想着把我们这几个女大学生调到他们办公室去,我们都不想去。怎么办呢?采用最原始的办法,在工人里面认哥哥,让哥哥们保护我们,我们就是不去,我们愿意在车间里干重活。然后人家调令来了,我记得有一个独眼龙,黑黑瘦瘦,面貌近乎狰狞的一个工人大哥,那个田大哥堵在门口,拍着胸脯说,我不信,我一个共产党员保护不了几个女娃娃,这都是我们亲历的生活。我为什么说在第二个阶段我们真的非常快乐?因为其实我后来直到今天,我都很惭愧地说,我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阶段能够和草根阶层完成这样一种水乳交融。那种时候,你觉得你是他中间的一员,你吃的喝的都是他们的,你受他们的保护和恩典,那种时候,你跟他们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人。所以,其实大家知道,有那么一段日子,如果你们会想说,这从上小学一直到硕士毕业,根本就没有离开校园的,一下子给扔到村里,这日子怎么过呢?你去发现价值吧,不仅有价值,而且有快乐,而且有尊严。”

  “第三个阶段,就更高级一点,你说你日子也过好了,也挺乐呵了,我们还要做什么呢?就去建立你自己个人心灵上那样的一种真正带有光芒的、属于未来的那种个人的人格和品质。你要去做更多更多的东西。所以第三步是心灵价值系统的建立。”

  “我可以跟大家说,我的第一本书是在柳村写的,那时候没有电脑,拿手写。我们一帮同学写了一本跟柳村完全不搭界的书,叫《东方闲情》,讲的是中国文化中的那些,比如说下棋、赏画、品茶、听戏、古玩、金石篆刻,是一种东方人的玩赏。我落笔写的是那一章题目是《红曲书上》(音)“曲书”就是地毯,红曲书上是演昆曲的地方。时隔18年之后,我后来写《游园惊梦 昆曲艺术之旅》,很多人都说你怎么写昆曲呢,我想说更早的时候,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写这些东西了,那跟周围的范围完全不同,但是你可以建立一个心灵的空间。我那时候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呢?白天肯定是要上班的,在工厂里,我那时候头发厚厚的,长长的,盘起来,穿上靴子,穿上工作服去干活,干得挺乐呵。后来不干累的活了,都是技术活,挺高兴。到下午五点来钟,下班了,女工们一起洗澡,洗完澡以后,那么厚的头发得晾,天不是太冷的时候,我就骑着我的二六的小女车,在柳村田埂上一圈一圈地骑。我们出村的地方有一个西瓜摊,五、六毛钱就能买一个,把西瓜放在车筐里,夏天是白布的裙子,春秋是牛仔装,在村里骑着,看的是炊烟,看的是麦浪,听着是都是孩子奔跑和高门大嗓门的农妇一起嬉笑的声音,大概有半个多钟头,头发也半干了,回到我的小屋里,把西瓜一切两瓣,拿勺子吃一半,然后坐下写我的书稿。写着写着你听长院上热热闹闹的人群,然后灯亮起来了,逐渐人都散去了。我写到晚上十一、二点,想关关灯,通通气,放放风,把屋门打开,灯全关上,拎着一把高背大木头椅子,长院上就一盏路灯,我放到路灯的正中间,坐在那儿很悠游地想想今天的日子,把剩下的半个小西瓜吃完,然后就可以回屋睡觉了。在后来的那段时光里,我觉得我过得很田园,你可以在那里可以写书,你可以看到自己心里的一种光芒。我记得有一次回城里办事,然后再骑车回柳村的路上,那个早春,周围还一片箫瑟,从新街口那条街上穿过去的时候,两边都是烤羊肉串的小摊子,烟熏火燎,早春的枝干还没有冒出绿色。就那一片市井的喧嚣里,我忽然听到街边的小音像店,传出清亮高亢的男声,我听到一句歌词“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”。那是1990年,那是罗大佑的《恋曲1990》刚刚在大陆发行,那时候没有CD,只有盒带,8块钱一盒,我身上就10块钱,我买了那盒盒带,回来再推起自行车的时候,你抬头看看天空,你会真的明白,什么叫“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”。

  我一直在想,如果我的第一份职业直接进入了艺术研究院,直接就坐在那里看稿子,面对古籍也许不是今天的我,我可能会很矫情、很脆弱,不堪一击,我会陶醉在自己的风花雪月里而愤世嫉俗,我会抱怨这个世界给我的还太少,还不公平。会少了什么呢?就是少了感恩。柳村的经历给我最好的东西是什么?是让我学会了平常心,让我知道,不管你是求职、就业,还是任何人际交往,这个世界上不给你什么都是应该的,那是本份。但一旦给你,就是情份。可能人家大姐给你熬一晚棒子茬粥……只要是情份,就会感恩。如果没有这段日子,我们就这种日子,在大学里走下来,会觉得我得不到什么都抱怨,得到什么都是本份,如果那样想的话,你就惟独少了感恩。所以大家觉得今年的就业难吗?我跟大家说的就是我的就业,我的第一份工作,从1989年的下半年一直到1991年的年初,我整个90年是在那里度过的。这段日子我现在很怀念,非常喜欢。

    (本文来自人民网-《人民日报》 作者唐露薇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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